日本新浪潮电影
许多对于法、日新浪潮电影所做的肤泛比较完全流于表面——认为只有法国新浪潮具备高度的完整性，而日本新浪潮只是其仿制品，不含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是一种近乎形式化的误解。将大岛渚&戈达尔、吉田喜重&安东尼奥尼进行片面化对比，否认大岛与吉田的创新性（只承认他们某方面的特殊性），将日本新浪潮视为法国新浪潮的模仿（其实它们是同时出现的），是因未能看到引发新浪潮运动的日本背景。
法国新浪潮电影与法国新小说互相渗透、交相辉映，而无论是广义上的日本新浪潮电影还是狭义上的松竹新浪潮都滞后于日本战后文学，虽然受其影响，独立性却更加明显。
羽仁进的《初恋·地狱篇》、吉田喜重的《情欲与虐杀》、大岛渚的《东京战争战后秘史》三部拍摄于新浪潮巅峰时期的作品，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并预示了它的终结，更成为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挽歌。三部电影所关注的都是作为叙述活动的电影制作，如果其中放映机的使用可以解读为欲望的投射，那便是创作电影的欲望（即拍电影的意志）的投射。但三部作品中各有一位主角死亡，似乎暗示着这种意志最终无可避免的命运，即电影的死亡——无法拍摄电影的绝望，他们能拍的只是影像、碎片，有拍电影的意志，但却发现没有任何事可以被拍成电影。这种拍片意志导向电影死亡的观念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法复活的叙事之死的象征。
